需要回归真实的国家赔偿范围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曾被人戏称为国家不赔偿法，[1]或被认为是画饼充饥的“样子货”。[2]这些评价，表达了人们对《国家赔偿法》存在诸多缺陷的不满。的确，在国家赔偿制度目前存在的诸多缺陷中，赔偿范围过于狭窄是一个突出的问题。在实践中，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受到国家机关职务行为侵害时，在很多情况下是不能获得国家赔偿的。当初，给国家赔偿范围划定诸多限制的种种理由，其实，归结到一点，就是没有面对国家侵权损害的全部事实，缺乏面对真实和敢于承担责任的勇气。

　　国家赔偿范围存在的问题主要是四个方面：

　　一是赔偿范围的立法规定模式问题。《国家赔偿法》在界定行政赔偿和司法赔偿范围时，采用的是列举模式而不是概括模式，这就使得国家赔偿范围有了“挂一漏万”的局限。如《国家赔偿法》第3、4条在规定行政赔偿范围时，就以肯定列举的方式规定为“人身权”和“财产权”的损害赔偿，使得其他权利的损害与赔偿被“漏”在国家赔偿的范围之外;而且，就第3条的人身权损害赔偿规定来看，也继续采用了列举式，列举规定了五类赔偿行为(公民人身自由被行政强制的，拘禁或者以其他方法非法剥夺公民人身自由的，以殴打等暴力行为或者唆使他人以殴打等暴力行为造成公民身体伤害或者死亡的，使用武器、警械造成公民身体伤害或者死亡的，造成公民身体伤害或者死亡的其他违法行为)。在这些列举中，不仅只列举了人身自由(而不是人身权的全部)，而且，对损害人身自由的行为形式也进行了列举。这些列举，同时也成为了对赔偿范围的限制。因此，如果不属于人身权(如受教育权)，不属于人身自由(如人格权等)，不属于损害人身自由、生命健康的特定行为形式(如不是对身体伤害或死亡的)，就都不在行政赔偿的范围之内，换句话说，更多的权利和侵权行为被排除在国家赔偿的范围之外。

　　二是纳入国家赔偿范围的行为或事项少。《国家赔偿法》第2条虽然总的规定了国家机关在执行职务过程中的行为是国家赔偿范围内的行为，但是，在具体制度规定上却并没有将国家机关执行职务过程中的全部行为都纳入国家赔偿的范围，也就是说，实际纳入国家赔偿范围内的职务行为或事项是很有限的，主要包括：行政机关侵犯人身自由的具体行为，伤害身体或造成死亡的行为，损害财产的具体行为;刑事司法机关的强制措施(如错拘、错捕、财产的查封等)，刑事全错判且已执行的行为，暴力行为;民事、行政诉讼中采取的妨害诉讼的强制措施、保全措施或者执行行为。在这些行为以外的其他侵权行为或事项，均不属于国家赔偿的范围，如：国家机关的立法行为或抽象行政行为，军事行政行为，合法职权行为的损失补偿事项，公有公共设施致人损害的赔偿事项，不作为的职权行为，民事、行政诉讼中的错判行为，国家机关损害人身权、财产权以外其他权利的行为，等等。这么一些职权行为和事项都被排除在国家赔偿范围以外，国家赔偿的范围又怎能不狭小呢?